对话“破壳”创始人： 　　如果没有破壳，人生会少很多东西吧？ 　　他的名字叫张师与（左）。 　　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记忆大师，通过信息竞赛保送复旦大学，随后又毅然从复旦退学。现在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 　　他同时也是破壳峰会四位创始人之一，最初三届峰会的主席。 　　他的名字叫罗小我（右）。 　　他曾游历世界各地，也曾休学创业，管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现就读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他同时也是破壳峰会四位创始人之一，现任破壳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 　　今天我们对话“破壳”创始人， 　　聊一聊关于“破壳”的故事！ 　　张：张师与；罗：罗小我 　　Q1：讲一讲你们在创办破壳峰会之前的故事？ 　　张：我高一的时候曾代表中国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8届世界脑力锦标赛，当时成功完成了1小时记住1000个无规律数字顺序的“马拉松数字”、1小时记住10副扑克牌顺序的“马拉松扑克”以及两分钟以内记住一副扑克牌顺序的“快速扑克”三项比赛，我当时15岁，成为了全世界最年轻的世界记忆大师。 　　高二获全国信息学竞赛银牌保送复旦大学之后，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高三生活：要么奋斗一年参加高考冲刺北大，要么从繁重的学业中解脱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心想，考试刷题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十一年，管他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于是高三这一整年我都沉迷于所谓的社会实践，试着组织各式各样的学生活动，也被父母批评了若干次“不务正业”。先是和几个好兄弟组织了重庆第一届高中生商赛，紧接着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后来还做了一个小型的公益活动，误打误撞地上了报纸头版。当时的我做着一些超越大多数高三学生该做的事情，有些心高气傲，心想这个世界还是有点意思的。 　　后来我有幸去哈佛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这是我头一次见识到如此之多的优秀的同龄人。在和同行的来自各个地方的中国学生的对话中，我却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高中经历在他们面前显得粗浅而无趣。 　　这次经历就像是当头一棒，在我自身的壳上敲出了一个裂缝。 　　我意识到，自己生活了十八年的城市不过是这个世界小小的一角，只有跳出这个圈子我才可能领悟“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这句话的意思，我才可能站到更高的地方去鸟瞰这个世界。 　　仿佛是某种连锁反应，我惶恐地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国内大学的环境，因为我的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着更多的空间和自由去成长。之前的我一直走在这条从小父母与社会便为我铺好的道路上，现在我却被一道闪电击中。这道闪电逼问着我：究竟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教育？究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一生？ 　　从那时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结束这被其他人的价值观推攘着前进的十八年。大一结束，我向复旦提交了退学申请，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 　　罗：我的经历当然没有他那样传奇了。我和师与其实从小就认识，在一起学习、玩耍和成长。从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经历来看，就像他说的一样，我们一直走在一条父母与社会铺好的道路上：读小学时就准备着考最好的初中，读完初中也都保送进了最好的高中的成绩最好的班里，在高中时不仅要忙平时的学习，也要抽时间学竞赛。 天博tb综合体育 　　我们就像在全中国教育洪流里奔跑的野马，一刻也不能休息，向着这个大环境、社会与父母所希望的终点（清北复交、985、211）冲刺而去。 　　我在高一时就曾陷入沉思，思考着这高强度学习的意义在哪里，也就变得越来越迷茫。然后我就逐渐在这种高压生活中掉队，变得厌学。高一那个暑假，我放弃学习了一年的竞赛，放弃了补课，去到了欧洲，去到了英国。当去到剑桥时，看到那里的氛围、历史和学术环境，就突然感觉自己内心像是找到了方向。 　　作为出国党，自然也就有了更多时间去做课业之外的事情，于是在高中这几年间，我曾做过好几个活动的志愿者，去到偏远山区资助贫困学生，给初中生做家教，也就是师与提到的误打误撞地上了报纸头版的那个公益项目，我也曾在一家外资银行做过几个月的实习生，还有过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后来我递交了剑桥的本科申请，通过了初筛，去参加了面试和笔试，但这个我所梦想的地方还是给我发了拒信。辗转反侧之后，那时的我也认识到了现实存在的差距，特别是教育资源与水平的差距。每年考入剑桥本科的中国学生也就数十人，而这数十个人绝大多数却都来自英国的高中和北上广深的国际学校。 　　我还记得当时我跟师与互相打气，因为我们都在申请剑桥和哈佛，说到“谁要是考上了，另一个人也必须考上，不然就是loser。”结果到后来我们都成了loser。 　　其实不仅仅是我和师与，如果以大学升学情况来判断一个人这十多年的学业是否成功的话，我们创立破壳的这四个人无疑都是loser，因为我们都没有去到想去的大学。这里面除了主观自身原因以外，也存在着教育资源、教育水平和信息不对称等各种客观原因。当时我们就想着，或许我们能为重庆的学弟学妹们做些什么，或许我们能搭建一个学生的交流平台？也可能就是这些想法让我们最后聚在了一起筹办了破壳吧。 　　Q2：最初筹办之时你们也就是高中生或者才进入大学吧，为什么想要创办破壳峰会？ 　　张：十八岁的时候我是真正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充满激情，也有斗志，当然最重要的是身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真的希望能为学弟学妹们做点贡献。组委会最初的成员都是一帮高三保送党和出国党，在空余的一年时间见识到了重庆与沿海城市的教育差距，以及国内与西方的教育差距。我们觉得人们应该从传统的体制以外来寻找意义，想做一点事情来启发更多的高中生去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 　　不过那时的我们也是懵懵懂懂的，想搞一点事情，却又不知道到底能搞成什么事情。那时所有人都处于重塑自身价值观的转折点，被进入大学生活前的迷茫所笼罩——我们无法准确地定义上大学的意义，也不知道人生的价值究竟几何，唯一所有的，只是一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急切地想要融入社会。 　　可以说，破壳峰会是组委会这帮人年少的梦想，也是青春期中懵懂热情青涩等复杂感情的缩影。后来遇到这么多困难我们能够坚持下来，也的确是多亏了这种少年心性。 　　罗：主要有两个原因吧。第一是当年的学生课外活动真的很少很少，绝大多数人的交际圈都封闭在自己班里，外向积极一点的同学会和年级上或学校其他同学有交流，但即使这样，也很少有跟横向的与不同学校的同学以及纵向的跟优秀学长学姐的交流。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在监狱里关了大半辈子，假释出狱却因无法适应自由的生活而自杀的老布鲁克斯。对于一个在监狱里呆了几十年，上厕所都要打报告的人，自由早已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个负担。 　　而这也像是很多人高中的岁月，大多数时间被关在学校，一切都按部就班，能够想象的只有升学和成绩，而当离开高中，上了大学，再到走入社会时，能够想象的实在太多了，那么多的想象就成了一种负担，让人迷茫。 　　我是真正觉得重庆的学生们需要这样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让他们不那么迷茫，少走一些弯路。 　　第二可能就是师与所说的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正想要为这个社会和为这座城市做一些贡献和改变。我们四个破壳的创始人，两个竞赛保送，另外两个出国，在高中的时候有着大把的自由时间去探索自己，体验人生。但大多数人是没有天赋参加竞赛保送进大学的，而大多数人也可能没有条件本科出国留学。于是我们就想着组织这样一个活动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去探索自己，找到方向，与更多优秀的人交流和学习。 　　Q3：在创建破壳的过程中，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困难时刻有哪些？最后是怎么挺过来的？ 　　张：困难的时刻太多了。由于峰会的所有工作都没有外包，几个高三学生要凭空拉几十万的赞助，一手一脚地搭建支持注册申请缴费的网站、从零开始设计申请系统、设计T恤和海报、想方设法进入学校开宣讲会……每一个环节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早知道这么麻烦可能就不会决定做峰会了，笑）。虽然在几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并不算什么，但是对那时的我们来说真的不容易。 　　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年峰会。为了寻找场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学校顶着巨大的安全风险来承办这个活动——虽然中学承办第三方活动在北上广深等地是比较常见的，在重庆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当年的破壳峰会毕竟是由一群乳臭未干的高中生组织的大型集会，我们很穷，对场地的要求还很高（峰会长达一周，全封闭，而且吃住都由学校承包），因此不难想象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会有多么困难。这么多年来，能在重庆校园内举办的全封闭的学生活动，也就仅仅只有破壳峰会一个吧。 　　不过第一年峰会最艰难的时候还是缴费截止那天（第一届破壳最开始的收费是1900元，不过也是成本价了）。那时距离破壳峰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经过我们整整半年的努力，所有关于场地、会场内容、嘉宾、宣传的事情全部完毕，我们也收到了200份报名申请，可是最后来交钱的只有30个人。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30。感觉破壳峰会就要垮了，现金流断了，没人参加，没钱举行，还剩一个月，这真能办起来？ 　　理想主义作祟，我们没有放弃。在外人看来，这些年轻人是在沼泽中挣扎，路过的人表面上会给一些鼓励，实际上内心想着“真是too young……”。 　　我们四个创始人开会时，我提出要作两个决定：1.峰会一定继续；2.如何继续？放弃来参加的人多数是因为觉得费用太高，那就把费用降到令人无法拒绝的程度——500元。那资金缺口怎么办？只有找现金赞助。现金赞助？宣传期都完了如何给赞助商回报？当时并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能放手一搏。 　　时间紧迫，当天晚上在还没有开始找赞助的情况下，我就在破壳网站上打出了“感谢企业家支持，峰会费用已降至500元”的通知，接着又挨个给那些报过名的学生打电话，一一通知降价的事情。报名人数陆续回升。 　　其实所有人都明白，最不能完成的任务是如何找到给这笔巨额现金赞助的人？这个任务压在了我身上。可以脑补的画面是我每天早上背着装满策划书的挎包坐地铁跑遍全重庆。在找到赞助的前一天晚上，我失落地回到家里，在浴室里看着狼狈的自己，突然就哭了，此时我的赞助人名单上只剩下两个人。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位白手起家的年轻企业家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位大哥没有要求冠名、不图任何回报，仅仅是看重我的自信，想起大学时创业的自己，最后他出资填补了所有资金缺口。峰会最终如期举行，我无法言喻我的感激之情。 　　罗：其实师与说得已经差不多了，我再补充一些内容吧。要说第一年的困难，我现在想起来都记忆犹新。当时我们真的需要很多帮助，经验上的和资源上的各种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官方的协会与学会，有青少年相关的和教育相关的，寻求一些官方支持，然而他们告诉我们的却都是：“你们想法很不错，加油，但我们确实帮不了。”我们找到各个学校，想进校宣传的时候，学校领导和老师告诉我们的是：“你们想法很不错，加油，但是不能在校内宣传。”当时我们特别失望与不理解，但后来也想通了，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成功，在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风险——峰会办不成的风险，峰会是否安全的风险。所以我们也想明白了，只能靠自己。 　　我们最开始想着招300人，后来感觉招不到这么多人，那就200人，最后降到了100人。要做宣传真的很难，很多学校不让你进校宣传，即使有几所学校可以进校贴海报开宣讲会了，效果也很差。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重庆一中的宣讲会安排在图书馆的学生报告厅，一个能装下上千人的地方只有5个人来听那场宣讲会。后来报名人数实在太少，我们在校门口发起了传单，摆起了摊，还跟城管捉迷藏。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组委会微信群名都改成了“招不到100个人就解散”。 　　最后还是靠着冲劲，靠着那种心性吧，坚持了下去。当时有人劝我可以放弃了，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个过程，即使失败了也没什么。但想着花了这么多时间，付出了这么多心血又哪能放弃呢？ 　　Q4：你们为什么会为一个公益学生活动坚持这么久？ 　　张：常年坚持一件毫无经济回报的事情的确很不容易。为了筹办破壳峰会，组委会的人在这四年牺牲了很多“正常发展”的机会，例如投入学术研究，寻找实习机会，甚至是自己出去旅行或者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我们每年投入大量精力去做这样一件“非主流”的事情，因为我们坚信破壳能够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后辈——这种成就感为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成长和富足。没有参加过破壳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到这种感受，而参加过破壳的人都成为了这个“邪教组织”忠实的信徒。 　　不过说实话，在每一年峰会结束后我们都有停办的想法，因为我们做得太用心，筹备的过程非常繁琐，但是又得不到任何物质上的回报。四年下来，之所以一直坚持着，是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停下来。所有参加过峰会的学生、授课人、志愿者都觉得峰会太棒了，太纯粹了，在其它地方是找都找不到的，所以真的不能停，停了就没有了。正是这样的期望不断督促着我们前进，鼓励我们扛起这样一面大旗。 　　罗：当一件事是真正有价值的，那么就该坚持把它做下去。破壳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在这几年我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投入到破壳的工作中，虽然牺牲了大量课余时间和所谓的“正常发展”的机会，但是每一年筹办峰会的过程却让我们几个人成长了很多，这样的成长和锻炼是常规的学习、学术研究和实习工作难以比拟的。 　　虽然看起来峰会就只是在那七天夏令营中呈现出来，但这个筹备过程却耗时大半年，而且我们每年都有创新，想把破壳一年一年做得更好。这样的“重”投入，让我们几个人很难放下来，最重要的是，破壳已经不只是属于我们几个创始人了，它属于这几年来每一个参加过的学员、授课人和志愿者，属于所有想要“破壳”的青年学子们，我们肩上也就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我们必须坚持做下去。 　　Q5：下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问到，就是破壳峰会到底希望招录怎么样的高中生？ 　　张：我们并不希望将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只是一些冰冷的数字就能够代表一个人，那其实与机器无异。正如近年来各高校都在将招生模式进行多样化的改革，破壳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招生方式：电话面试、文书申请、简答题、多媒体材料、推荐信等。总体来说，我们希望录取的高中生都有积极的价值观，并且要能够将自身不同寻常的特质展现在文书中。我们希望从文书中读到的形象能够跃然纸上，能够打动读者。我们并不关心学生所拿的奖项和成绩，而是关心在每一个成就和故事的背后的心路历程。破壳的招生并没有硬性指标，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均来自往年的授课人和组委会成员，他们将选择出最适合参加峰会的人。 　　罗：我们一直在尝试重新定义“优秀”，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招生模式，这个模式它不仅是看申请人的应试成绩，也没有所谓的硬性指标。像今年的申请，由一些开放性的简答题和一篇文书为主，申请人同样可以上传附加材料和推荐信，而这个附加材料可以是申请人自己用心制作的PPT、社团活动策划书、优秀的摄影作品图片、录制的音乐作品音频、创作的艺术作品图片、刊登到报纸和书刊的文章等等。今年的申请审核将由十三个破壳资深授课人和组委会组成的招生审核委员会负责，每个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都会由多个招生官打分，最后取平均分决定是否录取。 　　Q6：回过头来看这四年，当初决定举办破壳对你们的人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对未来的破壳又有什么希望？ 　　张：首先，做了四年峰会真的没有赚到钱（笑）。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毕业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已经不是问题了，想要努力挣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反而是去发现和实现自己的价值。破壳，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实现了我的一部分价值。 　　从表面上看，做破壳提升了我各方面的社会能力，让我积累了大量政府、企业家和教育家的资源。但是破壳带给我最深的影响，却是我内心所收获的极大满足感——由整个破壳圈子的人们所带给我的满足感。破壳这个圈子没有任何利益纷争，纯粹得像个梦境，以至于我时常会想，要是四年以前没有做破壳，人生会少了好多东西吧。 　　从过去四年的峰会看来，在聚集优秀年轻人这个任务上，破壳已经做得相当不错。这几年从重庆走出去的优秀的、有意思的学生，相当大一部分都参加过峰会。但是仅仅是“聚集”还不够，破壳接下来需要将其所坚持的价值观传播出去，在社会中（不仅仅是学生群体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我衷心希望未来的破壳能够为这个社会重新定义“优秀”二字。 　　做了四年峰会，也到了我们该撒手的时候。从今年开始，老一届的组委会成员会把展示能力的舞台让给新的成员，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竭尽全力地推动破壳的发展。破壳本身便是一部历史，上面写满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努力。可能在五年十年之后，破壳已经不复它当初的样子，但在这么些年月里，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参加破壳的建设，不断促使着破壳的进化，持续影响着数以千计的高中生，将真正有意思的人们连接起来…… 　　罗：其实不仅仅是没有赚到钱，常常还有要亏损的风险。要说破壳给我的影响的话，那真的是太大了，破壳不仅仅让我得到了能力上的锻炼，结交了许多优秀的同龄人和积累了大量的人生阅历和社会资源，它还给了我极大的成就感并重塑了我的人生价值观。这四年来，破壳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大学。 　　让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破壳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平台。第一年时，招生宣传处处碰壁，而现在我们能去到各个学校开宣讲会，而有的学校还会直接联系到我们让我们去学校做宣传，让我们给他们的学生参会名额，还有学校会安排老师指导同学们填写峰会的申请。最开始时，找学校场地费了我们九牛二虎之力，而现今好些学校愿意提供场地甚至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举办峰会，并给予全力支持。以前，我们会被学校管课外活动的老师拒之门外，而现在我们能够跟许多学校的校长以及教育家和社会人士共同交流，跟他们聊一聊关于破壳的故事。 　　在很多人看来，破壳最大的特色是它完全由青年学生主导，破壳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均是大学生和高中生，而在今后破壳也将继续保持这个方向前进下去，即使我们这几个老创始人以后不再年轻，慢慢淡出，也会有新鲜的血液加入到这个组织里面。在今年初，我面试了近百人，选出了今年度的组委会成员们，他们以大一大二为主，也有些还是高中生，他们里面很多人都能力出色，潜力十足并充满激情。 　　即使今后，我不再像这几年一样有时间去到重庆的各个中学做宣讲，不能像过去四年一样来到峰会现场，但只要想着破壳的接力棒会在这些有志向，有激情的破壳青年的手中一直传递下去，影响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了。 　　想要与他们面对面聊一聊破壳的江湖故事？